了解了汉朝的性格，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了然了往后朝代的历史脾气。大汉是儒法并用，亦儒亦法。并不纯用周道，也不纯用秦政。周的制度是礼，秦的政治是法。汉朝是两者之间折个中，开了往后的历史局面。这一艰巨的工作直到汉武帝刘彻手上才得以完成。
刘邦只是打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至武帝时，王朝才建起完整的制度。刘邦登基七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稳定国内局面上，对于制度上的打理只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萧何次律令，二是韩信申军法，三是张苍定章程，四是叔孙通制礼仪，五是陆贾造新语。其他几人大抵都是熟人了，说说张苍。张苍和李斯、韩非等人都是同门师兄弟，同出荀子门下，一生博学，他的学生有贾谊。张苍在数学方面兴趣比较大，成就也高，曾增补《九章算术》。在度、量、衡方面也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章程，方便民间交易。而楚人陆贾，早年追随刘邦打天下，此人口才极好，因此常出使诸侯，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文12篇，此即《新语》。和叔孙通一样，算是汉初儒家阵营里的人物。
班固很客气地评刘邦，“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其实也就草创了一个粗坯。武帝后来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建立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的话，后世就无所遵依；如果不出师征伐的话，天下不安。为此就不得不劳苦了百姓，如果后世要仿照朕的行为，那就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了。”汉武帝很清楚时局，也知道肩上所负的使命，有些手腕使用得激烈，那也是情出不得已，时势如此。但正是武帝的大手笔创制，构建了汉朝的历史框架，也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始皇帝的帝国梦，在汉武帝手上梦想成真，终于成为一个精美的成品。往后的历史朝代，皇帝轮流坐，终跑不出这个历史格局，也是延续西汉的历史性格，只是用法用儒，深浅不同罢了。
一、法的偏重
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个中缘由，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熔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西天。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患于未然而过了头，推行严刑峻法，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吴广起义的首因。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算是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著名的辩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竖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蒯彻大呼其冤。刘邦质问：“你教唆韩信造反，有何冤可言？”蒯彻说：“秦政失鹿，天下人群起而追逐，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到。盗跖养的狗也对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蒯彻算是不负辩士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