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朝政腐败，对外献币乞和，对内恣意搜刮，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致流离失所。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的农民与渔民交不起重税，长期积压在胸中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公元1119年，35个贫苦渔民铤而走险，在一个叫宋江的领导下，聚集起来，宣布起义，起义的地方就是梁山，这36人就是起义的骨干，起义后不久，官军前来镇压，由于梁山不适合阻挡官军，不像小说中那样，于是宋江义军出走梁山，转战山东青、齐与河南、河北一带，攻陷十余州县城池。他们杀富济贫，一时间齐鲁大地为之震动，连宋徽宗都亲自下达招安命令。
1121年5月，宋江的好日子到头了，毕竟是势单力薄，海州知州张叔夜集结一千余名官兵在海州设伏，将登岸的数百宋江义军一网打尽，宋江被生俘，被迫接受朝廷招安，1122年宋江再举义旗，很快就被镇压，宋江被斩首。
以上是历史上真实的水泊梁山与真实的宋江，这在官方史书上也是有记载的。
然而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传》是一部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酝酿、积累而最终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水浒传》成功地刻划了不同性格的人物，书中一百单八将聚义，在宋江的领导下两赢童贯、三败高俅以及天下八方十位节度使，并活捉高俅，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后来宋江率众接受朝廷招安，并先后抗辽，讨王庆、田虎，征方腊，最终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伤亡惨重，宋江也被毒害。
一百单八将，除了梁山外，至少来自10个山头，如少华山、桃花山、清风山、对影山、黄门山、白虎山、二龙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一百单八将的阶级出身，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朝廷军官：19人
朝廷军官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7.6%。他们虽然都在官军供职并担任不同的职务，但走上梁山的情况各有不同。一是朝廷官员迫害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林冲;二是因为不同缘由在官军无法立足，只好另谋出路，如鲁智深、杨志、花荣、黄信、秦明、孙立、徐宁;三是与梁山作战时被俘，这批人占了大部分，如呼延灼、韩滔、索超、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廷珪、魏定国、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
除林冲、鲁智深外，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存在反叛朝廷的内在动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名将，如呼延灼、关胜等人。《水浒传》以“本来上应天星之数”的虚掩之词来解决问题。由于他们暂栖梁山是出于种种不得已，因此，他们成为宋江招安旗帜的坚定支持者。
基层官吏：13人
基层官吏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2%。除宋江外，这些人大多属于地方政权负责司法、治安的基层干部。这些人既不忠于朝廷，也不忠于职守，官匪勾结、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如宋江、朱仝、雷横、戴宗、李逵、施恩、杨雄。当然，武松、裴宣、乐和等人还是尽职尽责的公务员，只是由于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才被迫选择了落草之路。至于蔡福、蔡庆、李云，或因利弊权衡，或为形势所迫，则是另一番情况。
这些人在梁山成员中，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能量不可小觑。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宋江，此人虽然出身小吏，但因其身为盗魁，且精于权术，其主张的招安政策竟然得逞。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路线的实行，不仅断送了原本兴旺的梁山事业，也导致梁山成员死伤惨重。
地主乡绅：10人
地主乡绅占梁山全部成员的9.3%。玉麒麟卢俊义是一个突出典型。在北京大名府，卢俊义不仅家中豪富，且武艺高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威望。无论如何他也不会上山落草，从而背负叛逆之名。宋江、吴用采用骗和逼的手段迫使卢俊义上山入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安富尊荣的人生轨迹，甚至经历了本来不必经历的倾家荡产、九死一生的悲剧人生。而李应、扈三娘在郓州地面是与祝家并立的富户与财主，他们是在祝家庄战役中被迫或被俘上的梁山。
在这个群体中，吴用是村里的教书先生，他策划了劫持生辰纲的惊天大案。梁山事业的做大做强，固然有他的功劳，梁山最终接受招安，吴用也难辞其咎。
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11人
专业人士与手工业者占梁山全部成员的10.2%。他们中有书法家、金石家、医生、兽医、银匠、铁匠。有的长于船舶或火药制造，有的精于计算和器乐演奏。他们的落草情况各异，被裹挟、被俘虏者有之，如萧让、金大坚、安道全、凌振;为逃避刑事处罚者有之，如孟康。郑天寿、侯健、汤隆、蒋敬、马麟、皇甫端，则是因为其他情况上山的。他们的专业特长对梁山当然有用，事实上，这些人上梁山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也主要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渔猎与商贩：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