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叙述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曾被誉为是神来之笔，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是“伟大的战略转折”，在很多年里都是这个定论。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后逐步解放思想，历史史料的不断被发掘，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也遭到了怀疑。在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转入战略进攻之前，该部本来是全军几大野战军里最先出彩、战绩颇佳的一支，擅长大量运动歼敌，能打较大规模的战役。然而在经过大别山转战之后，刘邓所部主力受到很大削弱，已减员过半，重武器丢光，部队作战能力大不如前，成为了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到了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刘邓主力即使加上实力完整、战斗力较强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只能在华东野战军多个纵队支援的情况下才吃掉了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而无力单独完成歼灭敌重兵集团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歼敌数量只占全部歼敌数量的五分之一，实际上是给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打了下手。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刘邓大军如果不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和国民党军打转转，而是留在中原，与华东野战军及陈谢兵团互相配合，大量歼敌，则更有助于战争全局，解放战争有可能更早结束。加上后来毛泽东又想让粟裕率华东野战军3个主力纵队打过长江做第二次千里跃进，结果被粟裕的斗胆直呈说服，才演变出了决定性的淮海战役，从而认为刘邓所部跃进大别山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人更是进一步发挥，将之称为是解放战争中的“败笔”。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上述观点跳出了传统定论的束缚，并有大量数据作支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刘邓大军如果不去大别山，会不会是更好的战略选择呢?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次，后人只能就其过程和结果来进行考察。那么，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做出刘邓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呢?这就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一年时间里，战争基本上是扭在解放区内打的。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当时的形势是敌强我弱，不得不实行主动的内线作战。这样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有人力补充部队消耗，容易得到粮食供应，伤病员也能得到较好地安置。而且解放军对根据地的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这样打了一年，共消灭国民党军97个半旅，包括其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极大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同时，解放军在连续作战中得到了锻炼，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武器装备，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并完成了从分散游击作战到集中主力实施大兵团作战的转变。上述种种，都为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的内线作战也打烂了解放区，造成了对解放区经济的严重破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说：“前几个月在冀鲁豫地区拉锯式的战斗，打过来，打过去，有些地方，老百姓的耕牛、猪、羊、鸡、鸭几乎全打光了。地里种不上粮食，部队没饭吃，怎么能打仗。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都用于军费开支。一个战士一年平均要用三千斤小米，包括吃穿用及装具等。野战军、地方军加起来四十多万人，长期下去实在养不起。我们早一点打出去，就可以早一点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再强的军队，没饭吃是打不了仗的。”
众所周知，从古至今，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粮，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是无法将战争进行下去的。上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情况就已如此严重，经济条件更差的陕甘宁边区则被摧毁成了一片残破。到了1947年，因为战争和天灾，陕甘宁边区内本来就较少的田地基本上都未能得到及时耕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所有纺织运输等副业生产全部停顿，至1948年春荒时就有40万人民群众陷入了饥饿状态，已经接近全区剩余总人口的一半。而军队的粮食则来自于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老百姓自己都没地种、没饭吃了，军队还怎么能吃饱肚子打仗呢?即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山东解放区，为了支持部队作战，人民群众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仅粮食一项就几乎被征走了总收成的35%，有的地区甚至更多，老百姓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了。随着国民党军不断集团推进，山东解放区的面积被日益压缩，大量资源丧失，解放军回旋困难，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后来谈到当时的局面时曾感叹道：“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